杜甫诗学思想是怎样的

[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闭幕词]各位华文诗学专家：经过两天综合论坛和专题论坛的交流与争鸣，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即将降下帷幕。新诗二次革命仍然是本次论坛的主题。骆寒超先生在前两次论坛的基础上...+阅读

杜甫诗学思想是怎样的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

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杜甫虽然是个写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作者杜甫的豪气干云。

其中“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一句，更是显现出挚友李白写诗的风格。

钟嵘的诗品有哪些重要的诗学思想

钟嵘是南朝齐梁时期最重要的一位诗歌理论批评家，《诗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理论专著，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美学的最高成就。钟嵘评汉魏到齐梁一百二十余位诗人五言诗，分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对所评诗人的风格特征、艺术成就都做了具体的阐述，建立了一个以审美为中心的诗学体系。钟嵘的诗学富有美学性质，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一）人生体验与诗的本源钟嵘对魏晋南北朝诗学的贡献是他明确把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丰富的人生体验作为诗之本源的重要方面。钟嵘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官，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

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诗品.序》）钟嵘所论述的情感，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在自己的命运起落变化中所经历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诗人不仅从四时更替、岁月流逝中感慨人生的命运遭际，从悲欢离合、穷达荣辱的人事变化中也能“感荡心灵”，激发诗情。在《诗品》中，钟嵘最推崇的诗歌表现由人生遭际而引发的悲怨慷慨的情感。他列为上品的诗歌大都具有这样的特征。他评价李凌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诗歌的审美体验扎根于人的命运变化和人生经历之中，这样的生命体验自然会感天动地。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体现的文学理论

亚里斯多德《诗学》所体现的文艺理论思想：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首先阐述了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他发扬了古希腊传统的“模仿说”，认为现实世界是文艺的蓝本，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模仿并不是消极的抄袭，而是通过观察和认识，来反映现实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九章中，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诗有诗的真实，诗是合乎规律的，带有普遍性的。诗的真实不同于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同于生活的真实；诗是虚构的，在虚构中揭示事物的必然性而抛去偶然性，所以诗或艺术的真实可以高于生活的真实。他推翻了柏拉图认为艺术只是“影子的影子”的论点。他还认为，诗可以通过“安上姓名”的个别人物来显示普遍性和必然性，这就是“一般与特殊统一”的观点。

他认为诗必须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显示事物的内在联系，他特别强调作品必须是有机整体，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无论是史诗还是悲剧，都应该以动作或情节为纲，而不应以人物性感为纲，因为以情节为纲，较易显出事件发展必然性。情节要整一，一部作品只应有一个主要的情节，从开始发展到顶点，然后转到必然的结局。他在论悲剧时，强调动作的整一，并指出悲剧的时间不应无限制地延续。这些观点后来被古典主义者引申为悲剧的三一律。总的来说，《诗学》所体现的亚里斯多德的文艺观点，是符合现实主义的。他的《诗学》为西方文艺理论奠定了基础，两千多年来一直有深远的影响。

杜甫的诗学思想是什么

杜甫诗学思想的特色杜甫本来并不想只做一个诗人，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政治方面，并且有很高的理想、绝大的抱负，所谓「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所以，他也曾发表过一些轻视文学的意见，例如「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辞赋工何益」（《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四）等等。这和曹植的情形颇有些类似，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也曾说过「辞赋小道，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者也。」当时他活动的目的在于政治方面，不免卑视文学创作。完全为文学而文学的诗人，从来都不是第一流的诗人。等到杜甫政治家的理想破灭，也就是他自己所谓「经济惭长策」以后，这才一门心思来写诗，并且说是「文章千古事」（《偶题》）了。

但他仍然以诗歌作为表达政见的手段，往往直接以时事入诗，写出了许多著名的作品。以时事入诗本来古已有之，但晋宋以来玄言诗、山水诗、宫体诗盛行多时，政治早已从诗歌中淡出了；这种情形到唐朝有了很大的改变，但陈子昂写《感遇诗》三十八首，用的乃是已经陈旧了的阮籍《咏怀》、左思《咏史》的路子；李白则往往用乐府古题写当代事件，政治虽然已经重新进入诗歌，但总是隔着一层。杜甫生活的年代天下大乱，情况复杂得很，再用那些古老的办法，话就说不清楚，老办法行不通了；于是他干脆直接地以时事入诗，并且迳直标上自拟的新鲜题目。即事名篇的办法虽然古已有之，建安诗人就曾经这样做过，但中断已久，所以仍然可以看作杜甫的新创造。后来新乐府运动的领导人元、白对此十分赞赏，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他最欣赏杜甫的「三吏」以及《塞芦子》、《留花门》诸篇；元稹更概括地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乐府古辞序》）。元、白如此看待杜甫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奇怪的是杜甫本人并不大讲诗歌应当突出政治内容一类大道理，却有近乎相反的意见，例如他说过「顷之问孝秀，取备寻常之对，多忽经济之体。考诸词学，自有文章在，束以征事，曷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征，贵切时务而已」（《干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之五），言下颇有对策要关注时务，文章（略近于文学，重点指诗）则只要讲究词章之意。也许是出于同一思路，他本人不大提起自己那些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也不提倡那种诗风；他讲得最多的是诗艺，重视讲究格律和文采的律诗，提倡苦吟，艺术家的气味很浓。这与元、白口口声声不离时事政治大异其趣。

最伟大的诗人当然总是关心政治的，但他往往并不热心于此，也不在理论上加以强调，这种情形很值得玩味。杜甫反覆强调一个诗人必须在艺术上精益精。他自豪地说，自己对于声律作过深入的研究，「文律早周旋」（《哭韦之晋大夫》），「诗律群公问」（《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郎，阻雨未遂驰贺，寄奉此诗》），而且「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他反覆强调「遣词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赞赏儿子「寻句新知律」（《又示宗武》）；他称赞别人的诗也往往着眼于此，如《敬赠郑谏议十韵》云：「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他的讲究文采，提倡苦吟也是一贯的，所谓「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其五），「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他主张从事艺术务必要「苦用心」（《解闷十二首》其七），要「惨淡经营」（《丹青引》）。这一方面的言论对此后晚唐至宋的诗坛影响极大，几乎不下于他的以时事入诗。「诗史」一语虽是极高的评价，实不足以完全概括杜甫的成就。正因为杜甫是高度重视诗歌的艺术性的，所以他不像陈子昂、李白那样一味痛责六朝；相反的，他充分肯定了庾信和许多六朝的诗人，也充分肯定了尚带六朝余风的初唐四杰，号召人们向这些「前贤」学习，他警告那些轻薄前贤的后生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其二》）。杜甫又说过，「作者皆殊立，名声岂浪垂？」（《偶题》）凡是在文学史上有名气有影响的作家，都自有他的长处，后来者应当转益多师认真学习，提高自己的诗艺。

看来杜甫对于诗歌创作有着通达的见解，阔大的气魄；后人往往只取其一面，便不免偏枯。例如元、白等人的政治讽喻诗艺术性比较低，写法不无公式化，诗味不足；那些只从艺术上学杜甫的人又不免把精力太多地投放到句法格律等等方面去，而缺少杜甫那种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所得者显得比较小。政治与艺术并重，用艺术性极高的诗歌去干预社会生活，讴歌崇高的理想，这也许可以说就是杜甫诗学思想的特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