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治理和风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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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复杂的。风险治理和风险社会是小编为各位政治兴趣者推荐的相关论文。

摘要：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社会现象;成为认识当代社会和全球发展的基本语境。而全球化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风险社会。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中当务之急是培育和建立风险治理的机制体制，形成风险治理的共识与合力，最终实现风险善治。

关键词：全球化;风险社会;风险治理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概括为“技术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五种不同的形式。不管是被动的卷入还是主动的迎合,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哪一个国家或社会能够游离于全球化影响之外。进入21世纪，中国在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在经济转轨、社会转轨的关键时期，转型风险和全球风险双重叠加使得我国的风险境遇更加复杂，不仅风险数量多，而且性质复合――过程风险与结构风险共振。因此正确认识风险社会，建立风险治理的有效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风险社会的背景

贝克说，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风险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与过去已经有本质的不同。传统风险的表现形式以自然灾害为主，因而就其自然的不变性所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如地震、洪水、海啸等;但现代风险社会的形成是人的因素作用的结果。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成就生活的机会，同时也给我们带了“毁灭性的进步”，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环境污染等工业化的副作用。风险社会的到来，不仅带来了社会面貌的嬗变，而且导致人类思维范式和行为模式的改变，甚至从制度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一句话，风险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征和理解世界的无所不包的背景。

二、全球化风险中我国面临的风险分析

贝克在2001年11月于俄罗斯国家杜马上的演讲中说，全球风险社会的新含义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运用我们的文明的决策，我们可以导致全球性后果，而这种全球性后果可以触发一系列问题和一连串的风险，这些问题和这些风险又与权威机构针对全球范围内的巨大灾难事例而构筑的那一成不变的语言及其作出的各种各样的承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这样一个社会阶段或社会状态中，根源于人类实践的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根本性的威胁，潜在的风险一旦转化成为现实的危害，极可能是整个人类生活的崩溃。具体到我国所面临的风险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风险的来源日益多元化，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风险的来源日益多元化，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风险也越来越多了。

2.制度风险更加突出

中国正处于高速的社会转型期，但是在这个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制度缺失”和“制度缺陷”都会引起社会风险。

3.风险的普遍性与不平等性并存

首先，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且具有普遍性。某些风险是人人都无法逃脱的，它们因为空气、水、风和食物链而变得“无边界”，环境、安全、健康这些问题对于每个人都无二异。因此，每个人都被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传染病的流行等风险所困扰。其次，风险又具有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表现为越往社会上层，风险越分散;越往弱势群体，风险越集聚。贝克指出世界风险会影响所有的人，而不论其财富、阶级和性别如何。当被生产出来的风险不断地加重和广泛传播、又随着分配的轴心围绕安全而不是平等而运转的时候，风险地位便会使阶级地位过时(Beck,1992:38)。

4.风险意识和观念增强

现代科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应用，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人的风险感知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核泄露、疯牛病、“911”、非典、禽流感、地震――无论归咎于风险的增量还是公众认知的提升，风险的层出不穷，使人们切身感受到置身于一个真实的风险社会之中，增强了风险感知、风险意识和对风险社会认同。虽然人们的风险意识提高了，对许多风险的了解加深了，但在某些后果严重风险面前常常反应过度，引发公众不必要的恐慌，作出非理性的选择，从而带来负面影响。典型的事件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心理的恐慌放大了风险的破坏力。

5.传统发展模式造成了高风险性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是效率型、内生型的经济增长(Plul Krugman),而属于外生型的经济增长，是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以大力发展外贸，尤其是大进大出的进出口为主要手段参加全球生产链的分工，形成一种世界工厂的模式。这种模式使得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GDP的平均增长高于8%。但与此同时，这种增长伴随着日益增长的风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对外资依赖性越大，经济的稳定性就越差，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也越大。二是我国作为世界加工厂处于国际产业链的最底端，这是以资源浪费、环境的破坏和劳动力的低报酬作为代价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了风险源。三是我国以拉动GDP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造成投资过多而消费过少的局面。长期以来中国消费率的低迷对宏观经济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由于消费需求是社会总有效需求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一个过低的消费需求对维持均衡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利的，使得中国经济风险更加严峻、危机四伏。

三、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

风险社会的到来，其超出了传统意义范畴和危机应对理念。如何建立一套科学、合理、高效的风险防控和预警机制，增进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成为当前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现实课题。

1.提高全民防范风险意识与技能

风险越少为人们所认识，就会有越多的风险产生。因此风险治理的首要环节就是培养风险观念，用正确的风险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风险意识是生活在风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理性思维，是正视风险心理状态和面对风险的积极态度，所以强化公民的风险意识势在必行。

2.促进应对风险主体的多元化建设

风险社会的来临使得社会中的各利益相关主体都面临考验，都需要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任何一个主体都不可能独自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它需要政府、专家、公民社会、公民自身等同谋协作、复合治理。即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不仅需要公共领域的治理，也需要私人领域的治理，还需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合作。政府应建立与社会的合作关系，这有助于政府及早获取风险信息，从而赢得治理风险的有利时机。这就要求改变以往那种以政府或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建立起包括政府、企业、非盈利组织、专家、公众等社会多元主体在内的风险治理体制，形成各方管理各自风险、政府管理公共风险，保险业参与风险共担的风险治理新格局。

3.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既然风险是现代化经济的进程中“无法预料”和“不可免除的特征”，风险是与财富一样在不同社会阶层中进行分配，那么其主要矛盾和问题的社会表现其实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也就是说，在很多方面，这些急需社会公平与正义解决的问题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伴随着阶级、阶层地位和财富拥有的不平等，为社会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风险。政府和决策者是否在全社会推行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则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4.加强风险的控制

风险往往不会在其已经发生了影响和人们已知造成了破坏之后继续显示其风险的价值，而是以此为界点，将继续孕育着在已经发生的破坏结果之后新型的、潜在的、且并非具复制性或重复可被克服的风险要素。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现在，而在于未来。所以将风险控制在现有社会系统运作和发展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要发展当然存在风险，但风险有大有小，小的风险是必须要承担的。要控制的是高风险。政府必须对自身的行为、对社会利益群体的行为甚至对某些个人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有所评估。当个人或企业行为对他人构成风险时，政府就会通过管制保护和减轻风险。

5.要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

中国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快现代治理机制的构建，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风险和制度转轨风险。在转轨过程中，如果国家的治理能力被削弱，必然造成整个转轨的失序，成为所有社会风险爆发的导火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不仅要改革国家内部的治理结构，提高国家对市场和公民社会的监管能力，还要调整国家与市场、公民社会的关系，使它们形成合作互补关系，社会的风险意识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6.加强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

虽然政府应承担起风险社会治理的基本责任，但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政府知识、能力的有限性使提高政府行为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只能部分地缓解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风险并不是为某个国家或地区所独有，而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很多风险，比如生态风险，都是跨区域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只有实现区域间政府合作，乃至国际合作，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风险治理也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在充分考虑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广泛开展国际与区域合作，是实现风险共治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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