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没有时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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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法都采纳了时效制度，包括物权的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中国现行民法并不承认“取得时效”），但如果说到时效制度的渊源，许多法学学者还是坚持相信“时效制度起源于古罗马，中国本来没有时效制度，因为它和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是不相容的”。殊不知，宋朝的民商法已经充分注意到物权的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

南宋初年，由于沿江抛荒的田地很多，宋政府便“募民承佃”，并立法约定：“蠲三年租，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宋史•食货志》）。意思是说，农人承佃这些荒田，可蠲免三年田租，如果五年内不见田主前来主张权利，那么承佃人便自动获得荒田的产权。这便是宋政府对于物权取得时效的一项立法。

绍兴三年（1133），宋政府又订立了一项涉及取得时效的立法：“人户抛弃田产，已诏三年外许人请射，十年内虽已请射及拨充职田者，并听理认归业。官司占田不还，许越诉。”（《文献通考•田赋考》）换言之，如果一块抛荒田产的原业主在十年内不提出复业，那么承佃人便可以永久占有这块田产。占有十年，是宋代比较常见的不动产取得时效。

《宋刑统》中也有一条规定：“诸公私竹木，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并积于岸上，明立标榜，于随近官司申谍。……限三十日，无主认者，入所得人。”人民捞到不知主的漂流物，需要报告政府，由政府贴出“失物招领”的公告，以三十日为限，若三十日后没人认领，则漂流物归所得人。“三十日”便是漂流物的取得时效。

宋朝还在民商法中详细规定了物权的消灭时效，即今日我们常说的诉讼时效。《名公书判清明集》所收集的民事诉讼判词中，有好几位法官都援引了时效制度的立法条文来处理相关诉讼，如在判决一起田产交易纠纷引起的诉讼时，法官引用法律称：“准法：诸理诉田宅，而契要不明，过二十年，钱主或业主死者，不得受理。”这一法条列出了田产纠纷诉权消灭的三个条件：一、契要不明；二、过二十年；三、钱主或业主死亡。其中“二十年”与“钱主或业主死亡”均构成权利消灭的时效，两者居一即丧失了诉权。

计算诉讼时效的起始时间点，宋代法律也已有明晰的规定：“诸典卖田宅，……其理年限者，以印契之日始，或交业在印契日后者，以交业日为始。”（《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诉讼时效以交易合同加盖官印之日起算（如果是加盖官印后才交割产业，则从交付日起算）。也就是说，在宋代，一份田宅交易的合约正式生效之后，从生效日计算起的二十年内，如果发生纠纷，可以提起诉讼。这二十年为诉讼时效。超出二十年，诉权消灭。随着土地交易的日益频繁，南宋的诉讼时效实际上又出现了逐渐缩短的趋势，这也有利于政府尽快确认土地占有者的产权，保持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

在南宋另一起涉及家产纷争的诉讼案中，法官引用法条作出“驳回诉状”的判决：“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又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五）根据这一立法，宋人在分析家产时，如果认为析产不公平，可以提起诉讼，但如果过了三年才起诉，则诉权消灭。而遗嘱继承的诉讼时效则放宽至十年。

宋代商业发达，交易繁多，宋政府在田宅买卖、钱物借贷、典当取赎、亲邻权争端诸领域都设立了诉讼时效。有意思的是，宋朝的民商事立法还出现了类似今日民法中“时效中止”的规范，如《宋刑统》规定了收赎典当物的诉讼时效：“经二十年以上不论”，即二十年为诉权消灭的时效。但同时《宋刑统》又规定，“有故留滞在外者，即与出除在外之年。”“留滞在外”的时间，不计入时效。

我们完全可以说，宋代的时效制度已相当发达，怎么可以轻率断言“中国本来没有时效制度，因为它和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是不相容的”？许多中国的法学学者言必称罗马法，却对本土的优良法律传统视而不见。如果这不是无知，那一定就是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