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什么样的酒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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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神精神本来是对理性世界的超越，传递的是自由的圣火和生命的激情，高扬的是强力意志和主体意识，与所有束缚人的自由、扼杀人的激情的“礼”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但宛若孙悟空纵有七十二番变化最终仍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佛法无边的礼乐文化还是把放荡不羁的酒招了安，给它戴上了一道与孙悟空所戴极其相似的金箍咒一一礼。

在这道紧箍咒下，你可以有相对的自由，但绝对不允许“逾矩”，超过一定的限度就要念咒惩罚。所不同的是，唐僧对孙悟空的一对一，时刻都能监视他的行为，金箍咒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即便如此孙悟空也干了不少让唐僧无可奈何的事）；酒礼对酒民是一对多，纵有千眼万手也无暇监督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紧箍咒的作用便有些类似于稻田边吓唬麻雀的稻草人，可能会吓唬住一小部分人，但对大多数人不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酒礼几乎与酒同步诞生。还在上古的时候，酒与礼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了西周，酒礼韵规定已经非常严格具体：首先是“时”——必须严格掌握饮酒的时间，只有天子、诸侯加冕、。婚丧、祭祀或其他喜庆大典时才可饮酒，否则即是违礼；其次是“序”一一必须严格遵守等级秩序，按天、地、鬼（祖）、神，长、幼、尊、卑的秩序来饮酒，否则是违礼；再次是“数”——必须严格控制饮酒的数量，每饮不超过三爵，否则即是违礼；第四是“令”——必须服从酒官的指挥，否则即是违礼。

《仪礼》中还规定，各乡校学子三年学期满后，其贤能者都要推荐给朝廷，由乡大夫主持送行宴会。在此宴会上，根据长、幼、尊、卑的不同，谁坐在什么位置，谁使用什么样的酒杯，谁该给谁敬酒，谁该怎样答酒等等，都有十分具体详尽的规定。西周以后，酒礼成了历代统治者自觉用来维护统治、保护特权的武器，出现了所谓“无酒不成礼仪”、“有礼之会，无酒不行”——反过来也即是无礼仪不成酒，有酒之会、无礼不行一一的奇特景观。

明太祖朱元璋就曾一本正经地下令：“内、外官居乡，惟于宗族及外祖妻家，序尊卑如家人礼；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下。”意即居官之人除非在宗族及至亲的家庭便宴上可按长幼之礼饮酒，在正式宴席上则必须严格执行尊卑之礼，居官之人在亲戚宗族中即使辈份较低、年纪较轻，也要座在长辈、长者的上席。显然，这些“礼”都是礼治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中，最重要的是尊卑长幼之礼。本来，极重血缘关系的中国文化天然地重视长幼之礼，幼者对长者要无条件的服从，长辈对晚辈拥有无限的权力。朱熹《朱子家礼》说，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 ”司马光《家范》说：“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又，“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倘若违背了长幼之礼，那就要严惩不贷。

《礼记•内则》云：“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魏禧《目录》云：“父母即欲以非礼杀子，子不当怨，盖我本无身，因父母而后有，杀之，不过与未生一样。 ”但是，长幼与尊卑一旦发生了矛盾（在一般情况下两者是统一的，长者尊，幼者卑）的时候，长幼之礼则要服从于尊卑之礼。可见，尊卑是核心中的核心。

说穿了，统治者煞费苦心地制订的这些酒礼，都是为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服务的。当了官便是尊，官越大越尊，皇帝自然是至尊天经地义地该享有特权。庶民便是卑，天经地义地该居于服从的地位。同样是庶民，年长辈高者为尊，年幼辈低者为卑。这种辨贵贱、明亲疏、别父子、识远近、知上下的过程，就是把个人固定在礼治秩序的过程，即取消和压抑个性尊严与主体自由的过程，与真正的酒神精神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