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影《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的社会人生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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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是马晓颖依据著名作家张洁的同名著作改编的一部电影。影片通过一位名叫“诃”的成功女作家的回忆，叙述她为母亲看病、治病直到送母亲远行的心理历程。母亲辞世后，女作家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不断地追问、探究母亲去世的原因，不断地回忆往昔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的往事，一次一次地谴责自己、责备自己，认为是自己的刚愎自用害死了母亲。这部电影具有的忏悔的抒情风格让人想到鲁迅的《伤逝》中的涓生对子君的痛苦告白。与另一部老年题材电影《剃头匠》相比，两者都触及到了死亡问题。《剃头匠》侧重于歌颂老人坚强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平静从容地面对死亡的生活哲学，《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更侧重反思年青一代对待父母的态度，思考如何更有耐心地照料父母、关心父母的问题。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电影重在表现母亲去世后，作为女儿的作家诃的后悔、惭愧、愧疚。作家的愧疚给电影观众提供了一个教训。

电影上映以后，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主要讨论了电影的主题内蕴和艺术特色，以及电影文本和小说文本的区别。赵艳认为，电影“以它独特的女性视角，描述了母女之复杂的情感关系，细腻入微地传达出中年女性难以名状的内心体验与感受”。徐漫则从叙述结构、叙述形式、叙述事件和情感基调四个方面将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进行了比较，认为小说文本虽不具备搬上银幕的优势，“然而马晓颖在叙述结构、叙述形式、叙述事件以及叙述的情感基调等诸方面进行了如上的改编和艺术处理，又加之著名演员斯琴高娃、黄素影和石维坚的出色演绎，电影文本最终还是给了观众极深的感动和很大的审美享受”。但影片的社会文化意义被研究者们忽视了。艺术形式是电影的手段和方法，导演的思想和激情才是电影的目的和中心，是它决定电影对观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是电影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导演马晓颖在创作手记中说：“这部影片所要表达的思想，它的现实意义，就在于通过女作家诃对自己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终离世界前后的经历，揭示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现象———忙忙碌碌中我们为母亲

做过些什么、我们所做的是母亲心里所想、所能接受的吗?”“我们要通过银幕形象的再现，请观众暂时离开自己的生活轨道，为银幕上那个事业成功却又对母亲的离去而充满内疚、自责、忏悔的中年女作家理解之后，能够认真思考和重新感觉一下他们既熟悉而又忽略了的东西，能够唤起人们的一些新鲜感，敲打一下人们麻痹的神经，引起人们的警觉和醒悟，如何来对待那些尚健在的父母，如何让父母们不要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同时又让人们不要在父母离去之后而再感到遗憾。”

一、养则致其乐

中国人一直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子孙几代人居住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子孙要求分家被看作不孝的行为。但现代社会的子女更愿意维护自己的小家庭的利益，希望从大家庭里分离出来，因此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少。为了自己生活的更舒适，子女更希望父母单独居住。如果父母不能自理，年轻人以自己工作忙为借口，找个保姆照顾父母，仍然不和父母居住在一起，或者会把父母送进养老院。如果自身有条件居家养老，却让父母单独居住，或让保姆照顾或者送进养老院，这些行为实在是不孝顺的做法。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是老年人最希望的生活方式，但现代社会中能够做到“养则致其乐”的子女少之又少。《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的女作家诃把自己的母亲留在老房子里，找了一个小阿姨照顾她，偶尔来看一下母亲。以为这样养老就是孝顺老人了。后来，女作家后悔了，责备自己太不关心母亲了。于是在发现母亲突然间衰老了许多之后，带母亲到医院检查身体，住院治疗，出院后把母亲安排在自己家里，亲自照顾母亲直至母亲离世。母亲92 岁了，从发现患脑垂体瘤到去世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在患病之前的时间，女作家都没有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所以，母亲去世后，女作家责备自己太不孝顺了。女作家有能力有条件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可现实社会中还有许多年轻人因为要在外地打拼，无力将父母带在身边，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只好找小保姆照顾老人或者将老人送进老人院。但不管采取哪种养老方式，子女都应该竭尽全力奉养父母，不仅满足父母的物质需求，还要满足父母的精神需求。即使不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也要经常与父母沟通，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尽量满足其精神需求。只有这样，父母才能生活快乐，子女才算是孝顺的子女。导演马晓颖说：“还有谁有耐心真正能和父母沟通情感的呢?微乎其微。更别说听从他们的意见，大多数长大的儿女都认为和父母有障碍没话说，妈爸不了解我，我也不想知道他们，好像觉得根本没有必要交流。……我们有没有真正用心去问询过我们的妈妈或爸爸：您快乐吗?您在精神上还有什么需求?您这一辈子还有什么遗憾的吗?”2012 年8 月13 日，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共同发布新版“二十四孝”行动标准：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亲自给父母做饭，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常跟父母做交心的沟通等等。新版“二十四孝”行动标准给年轻的子女规定了乐养父母的具体方法。女作家诃把母亲一人丢在老房子里，母亲耳聋眼花，整天昏睡，连女儿来了也认不出来。电影对这种现象的揭示是想告诉观众：赶快去关心自己的父母，尽子女的本分，“养则致其乐”。

二、居则致其敬

电影成功上映以后，一位节目主持人问演员斯琴高娃：您所饰演的女作家孝顺吗?斯琴高娃回答：“她孝顺的不够。”女作家诃自认为自己是爱母亲的，但她爱的方式和对母亲的态度是错误的。母亲买了水果舍不得吃，放在冰箱里腐烂了，女作家发现后非常生气，对母亲大声呵斥，并把水果摔得满地乱滚。母亲为了省钱，小解后不用卫生纸而用一块小毛巾代替，导致一段时间内她老是尿路感染。女作家了解情况后，猛拍桌子厉声呵斥，夺过毛巾气愤地摔在地上。母亲手术后，“谵妄”越闹越厉害，女作家要么干脆假装熟睡、不理不睬，要么态度粗暴地呵斥、恐吓母亲。出院后，母亲不愿意按照要求锻炼身体，女作家就对母亲说：“不愿意练就等死吧。”母亲去世后，女作家责备自己在本该给母亲更多关爱和呵护的时候，却给母亲施加了难以抹去的伤害。这是因爱而产生的伤害，爱得越深刻，伤得也越严重。现实生活中，这种因爱而生的伤害非常普遍。人们在与陌生人或者关系一般的朋友交往时，往往表现得彬彬有礼，显示出很高的修养水平，但在面对自己最亲近的父母时，往往容易急躁冲动，动辄呵斥、诘难，难以容忍父母言语或行为，如果父母生了病，那一定“久病床前无孝子”，对父母表现得极没有耐性，动辄发脾气，大声呵斥。这一切，源于子女内心缺乏对父母最基本的尊敬。孔子认为，孝子在日常起居中，对父母应该抱持尊崇的心意和态度，即“居则致其敬”，“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敬可以包括爱，反过来，爱不一定能包括敬。爱是感性的，容易变化，敬是理智的，比较容易持久。子女和父母要维持长期的和谐安乐，敬比爱来得更可靠。子女内心具备了对父母的尊敬，外表行为上，就不会骄傲、怠忽、任性、易怒，那种因爱而生的伤害也就不会发生。女作家如果在对母亲的爱中始终保持着一份尊崇和恭敬，她也就不会因爱而气，因气而怒，因怒而悔，又因悔而悲。电影的价值在于“对母女关系问题的深入探索思考”。“诃与母亲的关系是极为复杂、耐人寻味的”，他们“处于一种依赖与挣脱，亲近与避远，关爱与伤害，理解与误解，顺从与反抗的一些列矛盾混乱之中”。诃试图“用一种激进的指责与训斥，去完成对母亲的改造”，“她辗转与服侍母亲与看护病人的双重使命中，在体贴与监管、顺从与命令、关爱与呵斥、善意与压迫之间，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母亲”。电影中对女作家焦虑、暴躁形象的塑造为观众观察反省自身生活中的表现提供了一个生动有力的案例，通过一系列的艺术手段，电影导演想传达给观众的思想，是我们如何做一个孝顺的子女，如何避免因爱而怒，因怒而悔。

三、病则致其忧

父母生病，必须请可靠的医师诊治，并且日夜伺候，时刻尽其忧虑的心。从这方面说，诃不可谓不孝顺。诃发现母亲明显地衰老了许多，左肩歪斜、视力不好，食欲减退、昏睡，于是赶紧带母亲去医院检查身体，住院期间竭力地照顾好母亲。医生检查出母亲的脑垂体瘤已经很大了，同时也发现母亲的大脑萎缩得相当厉害。医生告诉诃脑垂体瘤可以手术，脑萎缩是毫无办法的事情，但因母亲年龄大了，手术后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诃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不该在手术单上签字。方寸大乱的诃不顾医生的反对把病情告诉给了母亲，母亲找到医生，说：“我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坚决要求手术。”一般情况下，医生和家属都不愿意将病情真相告诉给患者本人，害怕患者精神负担过重，接受不了打击，使病情加重。但是患者有权利了解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案，所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如实告知患者，但应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病人最亲近的家人或者最信任的朋友是告知病情最适合的人选。多数病人希望了解自己病情的真相，但家属极力反对，唯恐病人知道病情后情绪和生存意志受到影响，让病人一直蒙在鼓里，其实，病人迟早会从别人的态度和自己身体的征兆中感到死亡的临近，他只好保持缄默，孤独无助地承受内心的痛苦和恐惧。沟通和分担最重要，忌讳谈论病情和死亡，只会让患者更孤独、痛苦和恐惧。诃并不是主动要和母亲分担痛苦和恐惧，而是实在拿不定主意，只好将病情和盘托出，让母亲自己拿主意。母亲宁肯冒着下不了手术台的危险，也不愿活着连累女儿。在生死的关头，女儿并没有和母亲进行有效的沟通，没有分担母亲的痛苦和恐惧。在做手术的头一天晚上，女儿辗转反侧，而母亲却装作睡得很沉，她独自承担一切，没有对女儿说什么。术后，母亲恢复的很好，出院后，诃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细心照料。医生认为母亲的脑萎缩很严重，应该让她多动。她自己能做的事尽量让她自己做，不要替她做。你越不让她做就越是害了她。为了让母亲长寿，诃便让母亲锻炼自己起床、上厕所，自己从地上爬起来，还经常拉着母亲疾走，母亲吃力地跟着女儿踉踉跄跄地往前走，一走就走出一身汗。甚至，诃还买来了跑步机，让母亲锻炼。母亲不愿意锻炼，或者勉强为之，累得筋疲力尽，跌坐在地上时，诃也没有对母亲发出丝毫恻隐之心，反而冷酷地说：“好吧，就当这是床，就此练练怎么从床上坐起来。”诃全力以赴地为母亲治病，以为冷酷地逼迫母亲锻炼就可以留住母亲的生命，结果，母亲的生命反而更快地燃烧了。这不正是一出俄狄浦斯王式的悲剧吗?母亲去世后，诃后悔了：要是我知道还有30 多个小时妈就走了，我又何必强求她学习自理呢?对一个古稀老人来说，就是严格按照科学的办法吃饭、锻炼，对延长他们的寿命又有多少实际意义?何不顺其自然呢?

“是忍受痛苦、延长时日，还是放弃治疗、安详离开?究竟是无视亲友的身心煎熬、不惜一切代价延长生命的长度，还是让他精神饱满、心情平和、安详的度过最后的人生?也许，尊重患者本人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子女应正确面对现实，与父母适当地沟通，减轻他们的痛苦，让他们安静地、没有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

张洁的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展示了自己的一段生命旅程，是不忍忘却的纪念，是自我安慰和疗伤的过程。马晓颖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形象而又客观地提供了一个养老的个案，为普通观众提供了如何赡养老人，如何照料患病的老人，如何对他们进行临终关怀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