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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统筹发展的战略思考

07月06日 编辑 fanwen51.com

[创新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摘 要: 1 赋予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的法律地位。 两种产权,同一市场,同权、同地、同价。 2 解除法律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使用主体范围的过多限制。 允许集体经济组...+阅读

××年党中央提出了振兴东北,构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的发展战略,以中央政府的决心和东北地区良好的发展条件,东北腾飞应指日可待。同时,大家都在思考,东北起飞后,下一个开发重点在哪里?第五增长极什么时候启动?要解决什么问题?从哪里着手?我们认为,下一个开发重点或者说第五增长极,应该是以中部为主体的农业主产区,重点是解决农民问题。如果说第

四增长极是为了解决老工业基地和下岗职工的问题,那么第五增长极就是为了解决传统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三农”问题)。我们在此粗浅地提出第五增长极的理论问题和基本思路,抛砖引玉,供各位参考。

一、第五增长极提出的战略背景

建国以来,我国坚持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和赶超战略,该战略的指导思想是节衣缩食,以农补工,促进农村资源向城市和工业转移,农民和农业剩余向国家集中,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工商资本的原始积累,快速实现富国强民的战略目标。在实施以农补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过程中,年代还同步实施过西线开发战略。改革开放后,非均衡发展战略推向了极端,年代末期集中全国的资源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年代末期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年代中期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年代末期实施西部大开发,××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的规划。多年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成绩斐然,构筑了中国四大增长极,即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和东北三省(正在构筑中)。

第一增长极:珠三角。开发珠三角的目的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寻找出路,寻找增长的突破口。为了搞好珠三角这块“实验田”,国家给予珠三角一系列配套的特殊优惠政策,珠三角不负众望,先声夺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形成了中国第一增长极。但是珠三角的地处中国大陆的南端,难以“达则兼济天下”,撬动规模庞大的国民经济。直到现在,以珠三角为中心的第一增长极还处在极化过程中,对外的扩散效应尚不明显,暂时只能对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学习和示范作用,提供对外交流的窗口。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起飞,必须在其他地区构建辐射能力更强的新增长极。

第二增长极:长三角。打造长三角是对珠三角反思的结果。邓小平同志认为,没有同步开发上海是最大的失误。痛定思痛,中央政府决定通过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构建中部增长极,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起飞,弥补珠三角辐射带动力不够的缺陷。从功能上看,第二增长极是对第一增长极不足的补充和协调,从增长极的类型看,第二增长极是第一增长模式的推广和延伸。国家特殊的、优惠的发展政策和大量投资铸就了长三角的辉煌,长三角经济一日千里,很快成为了中国第二增长极。但是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长三角对长江经济带的扩散效应远小于极化效应,第二增长极暂时还难以舞活长江经济带,对全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仍是“蚍蜉撼大树”。鉴于这种情况,就必须构建新的增长极,促进更多地区经济起飞。

第三增长极: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从决策角度看,开发珠三角、长三角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是一种转型战略,开发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则是主动出击,是一种提升战略。这一极也是对长三角、珠三角发展模式的复制,其目标是通过构建北部增长极,辐射和驱动中国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第三增长极已初具规模,域内经济活跃,显示出勃勃生机,但是对中国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仍然是“小马拉大车”,力所不逮。总体而言,东部三极对中西部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不足,中西部地区难以共享东部繁荣。要推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亟需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年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基于这个考虑。

第四增长极:东北黑吉辽三省。提出第四增长极主要有三个方面考虑。首先是对西部大开发的反思。西部地区先天不足,地广人稀、环境恶劣,国家庞大的投资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西部地区今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打基础的阶段,暂时还难以成为带动经济起飞的一个独立增长极。企图通过东西联动,带动中部发展的战略预期难以实现。其次是对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区辐射带动能力不足的反思。另外为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所迫。东北地区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问题比较多,矛盾非常尖锐,解决东北问题刻不容缓。基于上述考虑,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振兴东北,构建中国第四增长极的发展战略。目前这一极正在酝酿和推动过程中。

四大经济增长极都处在中国的最东部,通过四个极点构建增长轴心,带动整个东部地区经济整体起飞的态势已初露倪。但是东部增长轴心对中西部地区仍处于极化过程中,生产要素还在大量地向东部地区转移。指望东部地区累积因果过程自然结束后,以扩散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是远水难解近渴,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问题和矛盾将会激化,最终将影响东部的稳定持续增长,甚至影响全国经济发展。“牵牛要牵牛鼻子”,解决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随着东部“四极”的进一步发展,以中部为主的农业地区的矛盾将会成为主要矛盾,要缩小东、中、西部差距,协调地区发展水平,遏制极化过程,烫平回波效应,必须在以中部为主的农业地区构建新的增长极--第五增长极。

二、第五增长极的战略定位

所谓第五增长极

,泛指人口高度密集、耕地资源稀缺、以传统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通过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挖掘新的动力、构建新的增长模型,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生态改善、群众安居乐业,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一地区主要包括中部腹地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也包括东北三省的农业地区,西部的川西平原、渝东山地、陕南地区,甚至包括东部地区的传统农业地区。第五增长极(第五增长极所辐射带动的地区简称第五增长区域,下同)既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它是一个地理、人文与产业融合的社会概念。第五增长极既与东部增长极有交集,也与西部大开发地区有交集。

(一)第五增长极的增长动力

东部“四极”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先入为主的时序优势、制度安排的特许权、优惠的产业政策、庞大的国家投资、廉价的土地资源、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已经成熟的竞争优势。这些增长因素,第五增长极望尘莫及,不敢奢求。第五增长区域要崛起,不能模仿东部“四极”的增长模式,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增长理论,必须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构建新的增长理论和新的发展模式。

直从亚当斯密以分工增长论研究国家财富的增长以后,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也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的劳动增长论,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论,熊彼德的创新增长论,哈德罗--多马的资本积累增长论,索洛的技术增长论,罗默、卢卡斯以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内生性增长论,科斯、诺斯的制度增长论,等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研究范式,对于我们寻找、挖掘第五极的增长动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必须走出经典增长范式的樊篱,另辟蹊径,根据第五增长极的实际情况,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的发展模式。

“为有源头活水来”。探寻和挖掘第五极的增长动力,要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不仅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范式为我们提供的增长动力,更要用积极的眼光看待过去被经典增长范式所抛弃、忽视的因素,辩证地看待过去被视为包袱的资源和不利的条件,如比较优势低的精耕细作农业,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庞大的消费人口,中部、中南部的水情条件,中北部的干旱条件,“不东不西”的区位条件,良好且未被利用的生态环境,勤劳善良诚实的人民,等等,要通过构建新的增长理论和新的发展模式将这些消极因素转换成新的增长动力。

统筹协调力。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德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引进“新组合”,实现创新,而所谓的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实现“新组合”的过程,“新组合”的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实质上,“新组合”就是统筹协调。不过他的“新组合”增长理论主要指微观层面的企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我们可以将结构优化增长范式进一步提升到宏观层面,即宏观层次的统筹和协调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宏观层面的统筹和协调不仅包括经济、产业的统筹,还包括社会统筹,经济与社会、环境的统筹,人与自然的协调,等等。按照经济系统理论,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各对关系之间有一个最合理的组合,处于最合理组合点上的经济增长率就是最佳的经济增长率,也称之为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往往低于最佳增长率,但是通过政府或者其他行为主体的统筹和协调,实际增长率能够不断提高,无限接近最佳增长率。这一过程就是经济增长,其动力

资源整合力。如果说统筹协调力是宏观层面的增长动力,资源整合则是微观层面的增长源泉(资源整合的外延大于熊彼德的企业家的“新组合”)。资源整合也有二个层次,一是横向整合,即各类资源的横向配置。横向整合主要是将资源配置给最会经营的主体和最应该得到的主体,让资源发挥更大的生产作用,或者通过整合形成规模经营,包括个体规模经营和整体规模经营(即许多个体通过生产相同的产品形成整体上规模生产),实现规模效应。资源的整合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和效益的提高。不容置疑,整合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二是纵向整合,即将资源整合为资产,将资产整合为资本。资源变成资产是将没有创造财富的要素,变成创造财富的手段或者实现财富的途径,将资源变成生产要素,扩大了生产规模,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资产变资本是将只能作为生产手段或者生产对象的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变成能够获取“价值的价值”,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就是“资产资本化”,资产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可见整合也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第五增长区域内有丰富的资源,土地、湖泊、河流、森林、丘岗山地,等等,但是大多“养在深闺人不知”,没有被整合利用。以农民的房产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形成了数以万亿元的财产,但是由于房产无法资本化,农民不能通过抵押融资,筹措生产经营资金,房产潜在的生产效应无法通过资本途径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如果通过横向整合,房产就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

政策矫治力。长期以来,第五增长区域受到国家政策和制度的歧视,不仅无法与其他增长极公平、公正的竞争,而且还被迫为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无偿奉献。这无异于抽肥补瘦、抑弱扶强。这种歧视性的政策破坏了第五增长区域内部经济自我循环能力,抑制了域内经济增长。诺斯教授认为,制度变迁是西方大国兴起的重要源泉,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第五增长区域也要充分利用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第五增长区域的制度变迁其实是一种政策矫治力,即调整强加给第五增长区域不公平的政策和制度,使第五增长区域能够与其他增长极平等竞争。从这个意义来看,调整不公平的政策和制度也是经济增长动力,这种力量比诺斯教授的制度变迁动力更加直接,更加富有成效,对经济增长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由于长期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还有许多政策和制度亟待调整和矫治,第五增长区域通过政策矫治推动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潜力。

生态支撑力。经济学一直假定生态条件是既定的,没有将生态环境的影响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实际上,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举足轻重。对于生态灾害比较多的国家尤其如此。我国每年仅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占的至。气象灾害主要源于自然条件的破坏,生态承载能力下降,环境自我调节机制失灵。第五增长区域是主要的灾害损失区,也是维护全国生态平衡的关键区域。研究第五极的增长动力,必须将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好的生态条件能减少生态损失。灾害损失与经济增长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改善生态条件,能够提高经济的边际增长率,生态条件恶化,能够降低经济的边际增长率,灾害损失每降低或者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就能增长或者降低一个百分点。二是生态损失、灾害补偿和治理费用的机会成本。全国每年的生态灾害损失与抗灾补损的支出,按最低数字估计,大约是亿元,如果再考虑生态治理费用,生态损失和治理的机会成本将是一个天文数字,每年的机会成本比年以来累计发行国债还要多。我国大部分的生态损失或者灾害补偿、生态治理发生在第五增长区域。如果将灾害损失、抗灾补损费和生态治理费用来发展生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不可估量。三是发展生态环保产业。生态支撑力还表现在生态环保本身就是一个新型产业,将废旧资源、残余物质变废为宝,能够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增长。以农村沼气为例,如果每个农户安装一个沼气池,将会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加速经济增长,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四是改善生态环境能够提高社会总的福利。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环保产业,除了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外,还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实现古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生态支撑力所产生的社会福利的增长,虽然不能量化为,但是它是我们所倡导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目前核算所漏掉的财富。

人文保障力。罗伯特巴罗在《民主与增长》中指出,民主、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发展经济学家在解释世纪年代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增长差异时,认为政治社会稳定的中国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些研究对于将政治社会稳定因素纳入增长的分析框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认为,政治社会稳定因素可以拓宽内涵,细化分解,比较全面的解释是良好的人为环境是增长的重要保障,部分人文指标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因素。第五增长区域最丰富的资源就是良好的人文环境,它是该区域起飞的重要动力。第五增长区域的人们受商业文化的影响并不深,相反传统的儒家文明主导着他们的价值观,该区域民风淳朴,人们吃苦耐劳、诚实守信、与人为善、尊师重教、奉公守法,拥护政府。这些人文指标对经济增长都有正向作用,吃苦耐劳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发展;诚实守信、与人为善本身就是一笔无形资产,适当挖掘就能够变成生产力;尊师重教能够积累人力资本,培育经济增长的潜力;奉公守法,拥护政府则是罗伯特巴罗所推崇的增长保障。所以第五增长区域淳朴的民风、良好的人文环境不仅不是发展的障碍,反而是增长的源泉,发展的保障。

(二)第五增长极与前四个增长极的区别

增长的目的不同。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区是改革型、外向型、突破型、示范型的增长极,构建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解决中国在世界上地位问题。第四个增长极是解决工业问题和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我们认为,第五增长极的任务是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和解决地区协调发展的问题。前三个增长极是解决“有没有”发展的问题,后二个增长极是解决发展“好不好”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第五增长极是一个“协调极”。

增长的质量不同。东部地区四大增长极,偏好的增长,倚重工业动力,追求的是突破效应,扩大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的过度耗损。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东部“四极”只能称之为增长极,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是一个非稳定极,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它是一个破坏极。我们提出的第五增长极不是盲目照搬东部“四极”的增长模式,将突出均衡协调发展、突出人文指标的提升、突出生态条件的改善。东部“四极”是名符其实的增长极,第五极则是“发展极”。

增长的内容不同。东部“四极”都是以工业为主导、以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个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增长极。西部地区工业和农业比较弱,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生态改善和环境保护,如果今后西部成为一个独立的增长极,应该是以生态文明为主导的增长极。第五增长极与东、西部地区都不同,所覆盖的地区,既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也有发达的农耕文明,而且山川秀美,生态环境比较好,根据第五增长区域的资源条件和生态基础,第五极增长极应该是一个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生态文明并存的“共生极”。

增长的作用不同。东部“四极”的增长对于缓解、释放中国发展压力功不可没,但是东部“四极”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点轴线极化效应扩大了地区发展差距,加大了东、中、西部增长的“马太效应”。东部“四极”高速增长的同时,埋下了许多不稳定因素。第五增长极却与此不同,本身就能够带来社会政治的稳定。农民占总人口的,第五增长区域的农民又占全国农民总数的,“两个”就是全国总人口的。中国能否持续稳定增长,关键在于能否稳定“两个”的农民。第五增长极的起飞能够惠及全国的农民。从这个角度看,第五增长极是一个“稳定极”、“基础极”,是东部“四极”乃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和前提。

增长的前提不同。自古以来,第五增长区域就是经济社会发达的地区,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中部地区作为中国能源重化工业的主要基地,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铸就了几代人的辉煌。既使在改革开放以前,中部地区与东部“四极”相比都毫不逊色。事易时移,中部地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边缘化了,在市场化和改革开放过程中衰落了。中部地区地衰落、边缘化与国家推行非均衡增长战略息息相关,其衰落和边缘化有其内在逻辑性,在所难免。可见助跑第五增长极不是开发,而是文明和经济的复兴,是凤凰涅槃,重获新生。从某种程度上,第五增长极是一个“复兴极”。

(三)第五增长极的主要特点

通过对第五极增长动力及与东部“四极”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第五增长极的主要特点:它是以均衡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增长模式,是一种全新的、全面的、动态的、均衡的永续增长范式。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全面增长。它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更不是的简单增加,而是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全方位提升,是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和生态和谐共存条件下的全面增长,它注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文环境的提升,它追求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协调统一。第五增长极的起始速度可能不会太快,暂时也难以见大成效,但是“疾风知劲草,路遥识马力”,第五增长极的后续增长效应不可估量。

全新增长。第五增长极所依赖的增长动力,不仅仅是有形产业和物质投入,它主要依靠产业与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筹协调力量,资源的整合力量,人文环境的促进力量,生态环保的支撑力量,制度变迁的矫治力量。在经典增长范式中,这些因素都是既定的、不变的、外生的,没有被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我们认为,它们在第五增长极的增长范式中是内生的,是增长的重要源泉。

动态均衡增长。传统的均衡增长理论是哈德罗建立的一个增长范式,指通过投资拉动需求增长。第五增长极所追求的动态均衡增长,不同于哈德罗的需求增长,也不同于区域经济学均衡增长理论所要求的平均增长、平衡增长,它是与非均衡增长理论相对应的增长,是指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具有良性循环机理的协调增长,各产业之间、各区域之间增长率可能有高有低,但是它们的增长是协调的、和谐的、相互促进的。

可持续增长。第五增长极与东部“四极”的主要增长动力有很大的不同,它没有衰竭性,使之不尽,用之不竭。与经典增长范式相比(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除外),第五增长极所依赖的增长因素都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不存在资源的约束问题和增长极限问题,也不存在增长收敛或者趋同问题,如果整合得当、保护得当,完全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

三、第五增长极的战略作用

第五增长区域历来是中国富庶繁华之地,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俗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谚语。建国以来,以中部为主体的第五增长区域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直是新中国发展的中流砥柱。如果将东部“四极”视为龙头,西部地区视为龙尾,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则是龙身、龙体。中部复兴,引跑第五增长极,在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意义非同凡响。

第五增长极是全面激活中国经济的引擎。东部“四极”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地理位置上都处于边陲,是一种边疆发展战略。这种边疆发展战略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全国经济的影响总是局部的、区域性的,距离极点和极轴越远,扩散效应越小,拉动作用越弱,这些增长极无法承担全面激活中国经济的重任。第五增长极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地处中部腹地,既承东又启西,既照南又顾北,能够“一肩挑两头”、“一脚踏南北”。。第五增长极的每一个发展步伐的外溢效应都能同时惠及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第五增长极每一个发展步伐的收益都会落在国境内,真可谓是“一波才动万波随”。不象东部“四极”和西部开发,只有部分收益惠及国内。助跑第五增长极投入产出最大,同一单位的投资,第五增长极对全国经济的带动和乘数作用要大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如果将解决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人文问题所带来的效应考虑进来,第五增长极投入产出要高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能够带动东南西北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第五增长极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四两拔千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助跑中国第五增长极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能够全面激活中国经济。构建第五增长极就是在中国中部腹地安装一个强有力的发动机。

第五增长极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保障。国民经济就象一台复杂的机器,所有的部件都必须良好且配套协调,否则就难以持续增长。第五增长区域对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大的支撑作用。一是第五增长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廉价的劳动力功不可没。第五增长区域是中国劳动力最丰富的地区,能够源源不断地为东部“四极”、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正如刘易斯所说“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性”,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都要依靠第五增长区域的廉价劳动力来启动。二是第五增长极是国民经济的产业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既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又为工业提供市场。第五增长区域是中国主要的农产品供给区,为全国提供以上的农产品,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长期被排斥在国家战略重点以外,第五增长区域目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农民增收难,结构调整难,基层政府运转难,农业的发展难,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威胁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三是第五增长极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食为政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则是基础的基础。第五增长区域是国家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年出现的粮食价格异常上涨,就源于第五增长区域连续五年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如果第五增长区域不能尽快复兴,失望失落失魄的农民还会继续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粮食安全问题将会更加突出。试想,如果第五增长极不能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和市场,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能充分挖掘廉价劳动力的潜力,又如何能够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建国以来,每一次经济增长的大滑坡都是产业基础和粮食安全出了问题。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小平同志也曾经精辟指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第五增长区域的基础性作用、安全保障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不能忽视的。要想将中国持续了年的增长神话延续下去,必须启动第五增长极战略。

第五增长极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发展第五增长区域,助跑第五增长极是一项统揽全局,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改革改革以来,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面临东部大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双重“夹击”,已经深深塌陷下去了,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抑制了全国产业按照比较优势分工协作,障碍了资源在各个地区的顺畅流动和合理配置。第五增长区域的塌陷已经拖累了全国经济增长,影响了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另外如果只有东部“四极”的快速发展,中西部长期停滞不前,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只不过是海市唇楼,南柯一梦。相反,第五增长极的崛起能够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五大增长极之间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使五大增长极连成一体,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在新世纪持续增长。所以,助跑第五增长极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清除发展障碍,实现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

第五增长极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足寒伤身,民寒伤国”。“三农”问题是一个可以动摇国家根基的大问题。我国“三农”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就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林毅夫教授认为,在未来至年,中部和传统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格局。他主张,中国经济发展要以中部地区为突破口。还有专家也曾经说过,解决了中部的农业问题,中国的农业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东部地区有四大增长极,经济也比较发达,“三农”问题不成为问题,而且有解决“三农”问题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基础,假以时日,必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尚不突出的“三农”问题。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农业和农民在全国占的比例较小,“三农”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该区域的农民占全国农民总数的,提供全国的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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