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部门构建和谐社会之我见

[创新工作机制,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做好新形势下的组织工作提供了拓展内涵、扩大影响、开拓创新的机遇，同时也对组织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鼎城区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人的...+阅读

──试论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粮食安全观

一、确立和谐社会条件下的粮食安全观需要考虑的因素

1、国际因素

国际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更多是是体现为粮食的外贸依存系数。所谓粮食的外贸依存系数，是指年度内一个国家粮食需求出现缺口或富余时，假定缺口(富余)量全由进口(出口)量来实现，粮食进口(出口)量

占粮食总需求量的比例。建国以来，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系数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上，年度最高也在4%以内。就供给而言，据fao统计，1972年世界粮食贸易量只有1．33亿吨，到2002年则达到2．4亿吨，30年内增幅55％，以此预测，2020年国际粮食贸易量还将增加，中国进口粮食占世界粮食贸易量的比例总的趋势是下降的。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承诺，过渡期内，预计外贸依存系数最大约在4．4%左右，以此推算也仅约2 000万吨，届时即使全部动用外汇储备也尚不及中国储备总额的百分之几!在保持基本的生产能力、必要的自给率前提下，中国充裕的外汇储备，才是粮食安全的强有力保障。

2、非和平因素

这里包括国际国内两方面。国际而言，即便燃起战火，高科技条件下。很少再需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粮食的依存度已降至人类战争史以来的最低。科技对粮食生产能力的推进，也有效阻碍了粮食贸易壁垒的设定。加入wto后的事实也在证明，西方国家非但没有卡我们，反而以缩小贸易顺差为由压我们多进口粮食。反观国内，尽管局部的甚至台独等非和平因素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但只要我们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不变，就不会出现对粮食的反常需求。

3、国内生产因素

粮食生产受自然、经济多重因素影响，年度间会出现波动，波动幅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粮食安全程度的高低。粮食产量年度间波动幅度可用粮食产量波动系数来表示。建国以来，中国粮食产量波动系数呈整体下降趋势：20世纪50年代年均为3．6％，60年代为5．5％，70年代为2．5％，80年代为3，4％，90年代为2．2％，均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也反映了中国粮食生产的安全水平明显提高。中国水稻、玉米、小麦、油菜、大豆5大农作物常年播种面积在8000万公顷左右，即使考虑到自然灾害等影响，只要控制住耕地面积，就不会危及粮食安全。

4、粮食需求因素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膳食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单纯依赖粮食及其初级加工制成品转向粮油、畜禽、肉蛋、果菜，水产、奶类等全面需求，进而刺激粮食以外的食品供应的迅速增加，比重越来越大。这种背景下粮食的间接需求增加，直接需求在整个食品结构中的份量则逐步下降。单从营养和能量平衡角度看，非粮食食物的增长远可以弥补粮食减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5、科技发展因素

粮食生产能力一方面取决于耕地的质和量，更重要的还取决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杂交水稻单产数十年来一直稳定增长，超级籼稻单产700公斤的预期目标已于2000年实现，单产900公斤预期在2010年成为现实。有关专家认为，作为生产力因素的科学技术在现代粮食增产过程中占35％，预计到2020年，技术因素的贡献将达到45％，即每增产100公斤粮食，就有45公斤是因为技术的改良带来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粮食存在相当大的潜力。

6、政府调控因素

改革开放20多年的粮食供求波动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包产到户和粮食提价极大刺激农民的种粮热情，中国粮食供求迅速实现积极平衡。同样，这一政策的滞后作用，使得粮食产量超出当时的正常需求，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加大调控，间接导致“谷贱伤农”。同样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先是国内粮价上涨推动产量迅速增长、国家宏观上进行的一系列调整措施，使得粮食产量持续减少，有效缓解了供给压力，这也正是政策的预期目标。近年来，中央采取了包括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减免农业税、制定最低收购价等等一系列惠农措施，刺激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产量增长。从20多年的实践可以看出，政策因素不仅对粮食产销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调控过度的现象始终如影相随。

7、环境协调因素

基于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粮食安全观，归根结底是粮食生产不能重蹈若干年来中国工业生产和环境协调中的“先发展、后治理；边发展、边治理”的覆辙。就全国农业的比较优势和土地，水资源等承载能力而言，利用国际分工减轻中国生态环境恶化压力，转而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充裕优势，可以促进以水产、果品，畜禽、蔬菜等产能的全面提升，提高中国农产晶的比较优势。总而言之，即使有限度地牺牲一点粮食自给率，也要通盘考虑通过对耕地的休耕轮作，进而在一定时期内让农民休养生息，以利于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

二、更新和谐社会下粮食安全观需要突破的几个问题

1、正面认识这次关于粮食安全的争论

2003年粮食减产和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产品涨价，再次引发了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不同认识和争论。农业、粮食行政管理及储备部门言之凿凿地认为：“现在粮食正由过去的供过于求向供应偏紧过渡，库存持续减少，缺口十分可观。”来自企业和理论界的观点却不以为然：“目前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严重性被高估了，是粮食部门在夸大。”争论延伸演变成对国家粮食储备制度的诟病：认为国家储备粮食对市场的调控能力不强，巨额财政补贴没有获得理想效果。尽管如此，这次宏观政策的调整依然沿袭了传统模式。毕竟，短缺经济的思维惯性，导致谁也不敢在如此重大的民生问题上有所突破。但这次争论的正面意义，就是终于从事物的另一角度思考问题，为全面更新粮食安全观带来了契机。

2、正确对待近年来中国粮价波动

2003年以来的粮价上涨总体幅度并不算大。稍微追溯一下历史，现在的粮价水平，实际还低于1996年的水平。2001年平均每个城镇居民用在粮油、肉、菜方面的开支比1996年减少了131．2元，2002年减少43．8元，而同一时期，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已经增加了3000多元。从这个意义上说，粮价只是恢复性上涨，不考虑其他因素，粮价甚至还没有恢复到合理的位置。另据业内人士调查统计,667平方米小麦的生产成本投入需319元，如果以单产400公斤、市场售价1．6元/公斤计算，除去成本只有321元收入。按农村劳动力人均耕地2157平方米、生产周期10个月计算，中国麦农年收入1245元／人，同2000年城镇居民最低收人人均2676元比较，只及一半。据此推算，小麦价格即便涨至2．52元/公斤，麦农收入也仅和城镇最低收入持平。而与国际市场粮价比较，中国目前进口美国小麦到港成本价约为2155元／吨．高出国内小麦500元以上。

3、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安全观的突破

建国以来，粮食供求一直在政府的严格调控之下，采取了许多和当时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措施和办法．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这种依靠政府自上而下对粮食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的模式往往容易导致信息的扭曲和失真，即便滤去人为夸大和缩小的因素，行政环节过多也必然造成信息滞后和政策反应过度，并放大粮食市场的正常波动程度。设想政府放任目前的粮食涨价，让市场去调控，在涨价刺激下，农民也会很快在下一个生产周期内增加播种面积，并迅速使生产恢复到合理水平。当然，政府参与调控会规范这一过程，但忽视政策的滞后和放大作用，就必然带来调控过度的负面影响。

4、摒弃备战备荒基础上的粮食安全观

如前所言，现代战争主要是高科技力量的比拼，虽然动用资源更多，但对粮食的依存度却大幅下降，远不像传统人海战术中的持久战那样带来粮食的大量消耗，也就是说，现代粮食的“备战”功用已极大削弱。中国作为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在科技高度发展的前提下，年度和地区之间的以丰补歉，就足以大大淡化“备荒”的基本内涵。同时现代备荒概念的外延已经远远不能用温饱所能全部涵盖，应建立在整个社会保障机制充分发育基础上“备荒”的崭新概念。

5、粮食行政管理模式要突破

在绝大多数以行业管理为内容的行政管理部门纷纷撤并的改革年代，粮食部门得以硕果仅存，至少折射了我们对粮食问题不敢掉以轻心。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多年对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调控形成的依赖，彻底悖离了市场经济管理模式的初衷，也是导致我们在粮食安全意识方面墨守陈规的体制原因。

三、与和谐社会对应的粮食安全保障的重构

1、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的粮食储备制度

(1)确定储备规模。就全国而言，储备规模不宜过大，理论上以1年消费总量作基础，适当参考国际粮食储备安全系数，参照全国非农人口口粮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合理需求来确定，这样既可以减轻财政负担，减少社会财富、公共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因需定储，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国家还应通盘考虑将各级储备的合理结构，甚至可以除国家储备外，其他储备不作为硬性要求。

(2)储备布局。不仅要突破传统的产区按3个月口粮消费量、销区和中心城市按口粮消费的6个月进行计算导致“量”的过大，还要充分考虑中国农业区划，产销特点等，结合国际粮食进出口通道，建立吞吐调度灵活、运转成本合理、安全保障有力的储备布点。

(3)储备品种要确立以耐储性、适口性为目标。近几年来，中国3大粮食品种小麦、稻谷、玉米消费比例大体是29：38：33，但玉米更主要的为饲料用粮。要注意消费结构和储存结构的适应。全国范围内以小麦为主，稻谷次之，玉米、大豆等多品种、多花色结构，强调优质粮食储备以适应市场需求。

(4)加快轮换速度。建立开放竞争的轮换机制，引导监督承储企业市场化运作，采取公开招标采购或竞价抛售等方式，规避市场风险，实现阳光管理。(5)积极参与全球化市场，在储备规模、结构，布局等方面与国际市场实现全面对接。

2、“藏粮于地”、“藏粮于民”——拓展粮食安全思路

(1)“藏粮于地”。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是在“地里”而不是在“库里”。只要耕地得到有效的保障，粮食的暂时短缺就可以得到很快的弥补。

(2)“藏粮于民”。中国农民历来有“养儿防老、积谷防荒”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倡动员社会力量多层次的粮食储备，既是对国家财政负担下的多级储备的合理修正，又可以有效发扬光大储粮传统。还要利用价格信息、季节价差等手段，引导各类经济组织增加周转、贸易储备，帮助指导城乡居民增加消费储备，通过这种充分的市场发育，建立起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库存，国有粮食企业周转库存、社会其他经济组织的粮食库存、农户和城市居民的口粮库存等的体系，有效分解储备单纯依靠国家财政的压力，更高层次地实现粮食安全。

3、建立粮食安全预警机制

尽管中国有不少机构和组织对粮食安全进行关注和研究，有些省份也制定了粮食安全紧急预案，但政出多门，数据不一，前瞻性不强，缺乏必要的权威性和实用价值。要对这些机构进行整合并赋予其相应职能，制定统一规范的粮食安全预案，确保做到灵敏、准确、权威。同时要建立健全预警级别制度及相应预案，根据国家粮食供求状况、波及的范围、价格涨落幅度和危害程度等，将预警分为若干级别，并制订对应的预案，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程序化。

4、积极能动的粮食安全应建立在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

从粮食生产者的角度而言，粮价的合理回归，对增加农民的收入十分有利。从消费者角度来看，中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不足38％，食品支出有限，且弹性增加，食品价格的合理上涨并不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影响。也就是说，仅就粮食保障而言，“买得起”在现阶段对多数人并不是遥不可及的问题。这些变化也促使我们在确立粮食安全上眼界更开阔一些，把粮食安全牢牢建立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基础上。即便如此，仍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粮食安全保障，建立严格规范、充满人文关怀而又有别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社会救助机制，在食品保障上实现城乡一体。有了这一前提，加上社会保障机制的全面发育，就完全能够确保建设和谐社会对粮食安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