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县当前期待上级着力解决的五大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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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三大民生”问题。上学难、看病难、行路难等问题,可称之为当前农村新的三大民生问题。农民最大的担心就是得病，得病后怕进医院，怕耽误时间为子女挣钱读书。相比之下，农村教育之痛比患病之痛更加剧烈。一名普通高中一年约要花费6000-8000元，一名普通大学生一年约花费15000元，而我县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150元，基本

处于全市、全省、全国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以我县农民的收入水平，2个农民才能供养一名高中生，5个农民才能供养一名大学生。

对于行路难的问题，安全乡高阳村的村民最有发言权。近年来，安全乡农民从订单榨菜的生产获利颇丰。但高阳村却因交通不便，榨菜需经菜农肩挑手提运上板车，再由板车转手扶拖拉机运出，由于交通费用过高，在别的村一亩可获利200多元的情况下，高阳村的菜农则收效甚微，甚至亏本。

（二）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的行政经费缺口问题。乡镇机构几经改革，上级是人疲马乏，基层是人心惶惶，结果人员包袱依然沉重。

免征农业税后，靠有限的国家转移支付资金肯定无法维持生存，村级管理人员也是无米下锅，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履行服务农民和管理农村社会的行政职能所需的行政经费缺口越来越大。乡村两级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总不忍心在他们捆住肚子的情况下，去领导广大农民把新农村建设好。

（三）乡镇管理体制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搞了四次，均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

官本位的管理体制和有待完善的干部提拔机制的存在，使领导干部的对上负责制仍没有转变为对下负责制，农民遭受领导者短期行为和形象工程造成痛苦的现象不可避免，并引发了不少新的矛盾：新农村建设，明确农民是主体；建设资金的投入使用，政府部门是主体。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国家对农村的各项补贴和对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投资必将被原有体制所稀释，政府部门在新农村建设资金的使用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权贵部门”。

（四）乡村债务问题。据初步统计，全县目前乡村总负债约6亿元，20个乡镇本级乡乡负债，且平均超过1000万元；258个行政村中，村平负债在130万元以上，负债最多的村达到了400万元，2006年获县委表彰的无债村仅有15个。黄山头镇界沟村现负债117万元，约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据其支部书记周胜赋反映，每年的年关和村级兑现，是支部书记被逼债而最难熬的时期，不光人要到处躲，就是兑现的物质也要四处分散藏，一年中应付债主的精力至少要花费支部书记的40。

同时，乡村债务的存在，也是乡村两级组织对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诚信的巨大障碍。乡村债务包袱不卸下来，新农村建设同样难以起步。

（五）财政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当前我国用于农村建设的大部分资金采取“跟着项目走”的办法，争取到项目就意味着拿到了更多的建设资金。而大多数项目又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资金配套，省里的项目要求市县两级财政配套，国家项目则要省市县三级配套。

像我们这样财政状况拮据的县，在争取项目过程中就肯定处于劣势。为了拿到农村建设项目，多数时候尽管配套资金还没着落，首先一定要爽快地承诺下来，千方百计保证拿到项目。项目到手后，出于财政的压力，配套资金缩水或是项目质量折扣的事，也就在所难免。农村建设资金“嫌贫爱富”的项目资金配套体制，很有可能导致县域之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