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在北大法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国法律人的新奥德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还有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五天前，杨晓雷老师给我发短信，说同学们希望邀请我在毕业典礼上讲几句话，我突然意识到，十年时间，瞬间即逝。我想起，刚好在十年前，我也在这个场合，代表老师向毕业的同学致辞。十年以后，我想一想，我要说的话，还是十年前说的那些话。可是我今天，不能重复再讲，我只能，接着讲。

这十年，我们见证了法学院的巨大变化，从老法学楼来到了新法学楼，与光华、经管、政管相毗邻，成为北大的新贵。这样，其实我们再也不用逃避马寅初校长凝重的目光而使我们感到的惶恐。新的法学楼前矗立起擎天法柱，它既象征我们法律人的阳刚正气，但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我们法律人的独尊与傲慢。这些变化，刚好是过去十年中国变化的一个缩影。在这十年间，中国崛起已经从神话变成一个事实。

这无疑是人类历史发生的一件重大事件。然而，中国崛起的普遍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法律人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所学的，不是什么神秘的知识，而是一门职业，这是法学院带给大家的教诲。职业的现实感、职业的操作性，意味着我们必须剔除不切实际的幻想，变得真切而可靠。从事法律职业，就意味着你必须成为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能够成为为他人和为公共利益而斗争的人。

因此，进入法学院，就意味着你被抛入了一个残酷的竞技场，你必须武装起来，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斗争。为权利而斗争，包含了我们法律人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和想象。我们生存在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里，立法过程被看做是彼此对立的阶层、阶级、利益集团展开的斗争，而司法诉讼则更像决斗和战争一样，只有一次胜负。因此，我们法律人实际上类似于战士，不是为甜蜜的生活、也不是为和谐的社会而准备，我们是为悲惨而不幸的战争状态准备的。

即使在和平舒适的年代，法律人时刻保持着对人性的警惕。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永久和平，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和谐社会，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普世价值，那么我当然要恭喜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超越了法律，甚至已经超越了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然而，法律人和法律职业，却始终为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所准备。法律人是秩序的捍卫者、守卫着洞穴里微弱的理性的光芒。

尽管如此，法学院的这些教诲对于你们而言终究是言辞，只有当你们今天毕业、真正踏入法律职业之后，才能正确地理解到这一点。和十年前一样，我们优秀的毕业生依然选择了和金钱相关的行业。这很容易被批评为灵魂受到了金钱的腐蚀，但我更相信，不是金钱，而是金钱背后更为高远的目标吸引着你们，这就是全球化给你们提供的广阔视野，也就是全球化展现的一个诱人的、有待我们去征服的新世界。

经济全球化也就带来了法律职业的全球化。假如我把法律人、把在坐的大家比喻为战士，那么我们可以把进入全球化法律服务领域的法律人看做是一支远征军。远征意味着冒险，意味着开拓新的领域。而法律职业本身就是一项冒险。在战场上，没有哪个人有百分之百的胜算，亮剑本身就意味着一次冒险。我们最优秀的法律人无疑渴望加入这个全球的远征和冒险，大家的目光始终盯着远方。

哪怕如师兄海子所言，“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这也许是我们北大法学院最值得去的地方。和隔壁的法学院相比，也许他们的眼光始终盯着本土，而我们北大法律人的视野始终在全球。从北大法学院恢复招生开始，一届又一届优秀的毕业生纷纷选择了出国、留学，加入到这场孤独而漫长的远征之中。这一批优秀的法律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在伦敦、在纽约、在香港、在北京，在所有的这些跨国的律师事务所中，已经形成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隐匿的北大法律军团。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样一个群体的发展。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这批优秀的法律人在全球法律职业中的地位，我们会不无惊讶地发现，三十多年过去了，当你同样优秀的毕业生可能已经在本土成长为国家的领导人，而我们这些在跨国律师事务所中服务的法律人，哪怕拿到了美国的绿卡，也勉强能够进入中低级合伙人的行列，很少、几乎不可能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高端俱乐部。

为此，他们中有不少人，离开了外国的所，回到中国来组建本土的法律事务所，开始了新的征程。就像今天在坐的李洪积师兄就是这样一个榜样。在本土的法律事务所里，北大人仗着自己的能力，依然占据了高端的职业。然而在全球法律服务的分工体系中，依然依附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以至于在全球的法律服务市场上依然处于低端的初级阶段。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北大法律军团，乃至于整个隐匿着的中国法律军团，实际上是美国法律军团的雇佣兵，最终成为西方资本的雇佣兵。

如果说改革开放使得美国的法律军团随着西方的资本，继续了从1840年以来一度中断在中国的远程和冒险。那么我要问的是，在其雇佣下的中国法律军团，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毫无疑问，他们与西方一道，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推动了中国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他们与西方一道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自由化和民主化。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们和西方资本一道致力于维持一个，用美国战略家罗伯特?卡根的话来说，“一个美国缔造的世界”，所谓自由、繁荣与和平的世界。

这实际上是维持过去五百年来形成的西方政治经济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永远处在被支配的边缘地位。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悖论的历史景观：我们的企业家雄心勃勃，要从中国制造提升到中国创造、要致力于开拓全球的市场;我们的金融家在梦想人民币在未来能不能像15-17世纪的中国白银一样，成为世界的货币;我们的政治家也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来筹划未来全球的秩序。

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的人民期盼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梦想。然而，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刻，我们的法律人似乎扮演了与中国崛起不相匹配的角色，与时代的精神背道而驰，依然沉浸在旧世界的迷梦中，致力于维持和拓展美国缔造的世界，并依此来改造中国。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的法律人与时代精神、与国家的命运、与人民的期盼，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张力。这不得不使我们问，我们法律人，究竟怎么了。

我们法律人，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法治的梦想、有一个宪政的梦想、有一个民主的梦想。但是，我们法律人往往有一种历史的错觉，仿佛这个梦想只有在美国缔造的世界里才可以完成。这样我们法律人很容易在法治、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与国家、历史、和人民的现实境况之间创造出虚假的对比，将遥远的星空与脚下的大地对比起来，从而认为只要实现法治，就必须改造国民性;要实现宪政，就必须否定我们的历史政治传统;而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摧毁现实的政治秩序。

这不仅形成法律人的理想与人民大众的朴素情感之间的对比，也自然形成了法律人与政治主权者之间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以至于在政治主权者看来，法律人是一个麻烦的群体。而在我们法律人看来，中国崛起可能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参与，与我们追求的普世价值之间存在着截然的对立。